永利402揭秘面积约1650平米

  发掘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墨依山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官田村北,东距增江约11公里,属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丘陵,海拔高度104米。原种植荔枝、桉树等经济林木。遗址位于墨依山西南面坡地,西、南两侧山坡下为开阔的农田。

 

  为配合广州增城沙庄至花都北兴公路二期工程(即北三环高速)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16)第(763)号),2016年7月~2017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墨依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1650平方米,清理先秦至清代晚期墓葬127座,灰坑10个,出土文物190余件(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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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依山遗址遗迹分布航拍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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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依山遗址祭祀坑1(原编号M1)全景(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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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依山遗址祭祀坑2(原编号M71)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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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1全景(西→东)

 

  墨依山遗址的地层为坡状堆积,自中部山岗向西、南倾斜,依附山体地面由高向低冲积而成。位于本次发掘区域的东北角的T1511,地势较高,现海拔高度55.7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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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5出土盂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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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5出土大口尊

 

  现以T1511南壁为例,介绍该区域的地层堆积情况。

 

  第①层:耕土层,黄灰色杂土,疏松,厚30~45厘米。包含有少量青花瓷片、夔纹陶片。第②层:疏松黄褐色砂质土,含碎石子和风化土,分布于探方东南部,南厚北薄坡状堆积,厚5~25厘米。包含物有陶罐、釜残片。打破该层的遗迹有M65,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M14、M63、M64、M66、M69、M70、M118、M124。②层下开口的遗迹,其年代均为商时期。第③层:致密黄红砂质土,含云母片,主要分布于探方西南部,自北向南坡状堆积,厚15~25厘米。包含物有有夹砂陶釜、鼎、泥质陶罐、大口尊残片。打破该层的遗迹有M63、M64、M66、M69、M70,该层下的遗迹有M35。③层下开口的遗迹,其年代均为商时期。第③层下即是风化基岩,质硬且纯,不含遗物。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清理76座商时期墓葬,其中开口于①层下的11座、开口于②层下的40座、开口于③层下的25座。墓葬主要集中在中部山顶的平台、南面的山腰,西面山坡仅有零星发现。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内填黄褐色砂质土,含小石子和风化土块,属原坑土回填。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墓口多被削低,有的随葬器物已露出现存墓圹。墓向不定,多依山势分布。墓坑的大小深浅不一,最大(M70)的墓口长3.20、宽1.50米;最小(M74)的墓口长1.80、宽0.40米。最深(M70)的有2.10米,最浅(M40)仅0.08米。墓室结构简单,偶有生土二层台,墓坑壁挖筑粗糙,墓底平缓。人骨不存,葬具不详。个别墓葬一端有龛,龛内放置1件大口尊。墓葬随葬品的分布无明显规律。随葬品的数量多者7件(套),少者1件,二、三件者普遍。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少量石器。陶器分夹砂和泥质两种,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器多见陶釜。泥质陶器中尊一类的体型较大陶器烧制火候较低,陶质酥软,易破碎。陶钵一类的小型陶器烧造温度较高,质地坚密,陶质硬。常见器型包括大口尊、小口折肩罐、小罐、钵、高柄豆、盂形豆、支座等。凹底器多见,少量圜底器、平底器和圈足器。制法上使用轮制和手制轮修。尊、罐类器型口沿与器身,圈足器的圈足与器身都是分别制作而后粘接。纹饰以单一纹饰为主,有重环纹、方格纹、绳纹、三线方格纹等,暂未见组合纹饰。纹饰主要为拍印而成,交错不规整。

 

  M66、M70两座墓葬中随葬牙璋、有领玉环等玉器,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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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0出土陶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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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6出土玉牙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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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6出土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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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66出土玉耳珰

 

  M66位于T1511东南角,M70位于T1511西北角,两座墓葬相距6米,均为开口于②层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填黄褐色砂质土,含碎石子和风化土。M66西北东南向,墓口长3、宽1.3米,墓底长2.8、宽1.1米,残深1.4~1.5米。东端上部有生土台,中下部有龛。随葬器物10件,大口尊放置在东端壁龛中;有领玉环位于墓室中部偏西;牙璋、耳珰、玉管、玉环形饰、石器位于墓室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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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0出土T形玉环

 

  M70东西向,墓口长3.2、宽1.50米,墓底长3、宽1.3米,残深2.1米。墓口形状比较规整,墓壁陡直,壁面自上而下略向内斜,两侧壁下部有不很规整的生土二层台,
底部平缓。随葬器物10件,大口尊、陶钵放置在墓室东北角;有领玉环位于墓室中部;牙璋、耳珰、玉管、石锛、玉环形饰位于墓室西侧。两座墓葬的人骨均已不存,头向难辨,且无板灰等痕迹发现葬具不详。

 

  墨依山遗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一,墨依山遗址是广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商时期墓地,这一发现填补了广州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空白,丰富了广州以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对于研究增江流域早期文明、研究广州地区历史文化源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陶大口尊、凹刃石锛等出土文物带有明显的浮滨文化特征,显示在商时期珠江三角洲与粤东地区存在比较紧密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为研究商时期珠江三角洲与粤东地区的文化交往以及本地区商时期的人类社会面貌具有重要意义。第三,M66、M70两座墓葬随葬的玉牙璋是墨依山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牙璋出土于墓葬,并且与陶器、石器等遗物共出,年代明确,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尚属首次,极大地丰富了环珠江口地区的商时期考古资料,为探讨这一地区此前考古发现的牙璋年代提供了重要标尺,也为研究牙璋自北向南的传播过程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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