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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理念:文化作为资源

刘锡诚

由方李莉主编、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12卷),是在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总指导、方李莉为组长、有上百名学者参加调查和写作、历时七年完成的大型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成果总汇。对它的出版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西部既是地区概念,又是民族概念;既是不同文化(民族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又是文化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的地区;既是史前文化和有史文化十分深厚和保留最多的地区,又是传统文化正在发生着剧烈变迁(“重构”)的地区。以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为主,旁及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内蒙古等五省区,共十个省区(西藏没有包括在内)的人文资源为对象,以研究报告、个案调查、调查日记等不同题材和不同体例的著作构成,内容涉及人口、人文景观、民俗、表演艺术(音乐、戏曲、舞蹈)、民间美术、手工艺、文物与考古、宗教与信仰、建筑与民居、村寨文化等诸方面,是在新世纪新十年由许多知名学者参加的一次西部地区综合性人文资源和人文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其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未可轻估的。

对于这套丛书的评价,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把它放到历史比较的天平上。在已经过去了的20世纪百年中,中外学者曾经对西北地区进行过多次科学考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西北(部)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及其变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笔者以为,整个20世纪百年间,在西北地区所进行的规模较大的人文资源考察和研究,至少应该有四次。最早的一次大考察,是1927至1933年由中国与瑞典科学家合组的,以徐炳昶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460万平方公里的西北地区所作的多学科的综合考察。这次在中国科学史上开“与外国平等合作”之先河的科学考察,给中国人文学术事业的创建发现了和留下了第一批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和著述,而代表中国学界与瑞典谈判并玉成其事的人,就是“五四”前后首倡歌谣研究的刘半农。继之,1944至1945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四单位又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和陕西两地进行过一次考察。所以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历时七年的科学考察为综合考察,盖因为它包括了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科。其成果,瑞典方面于1937—1992年间共出版了11类56卷专册的著作;中国方面在1949年前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书》的形式出版了8种专著,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考察报告也以特刊和专刊的形式出版。曾经第一个在北大《歌谣》周刊上发表西北民歌“话儿”(花儿)的,就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成员、地质学家袁复礼,“花儿”因他的文章而被国人和世界所知晓。西北考察团的工作结束后,第二年,即1934年,刘半农又率白涤洲等,到绥远(归绥、武川、丰镇、集宁、陶林、兴和、清水河、凉城)和山西(晋北的大同)等地,在八百里河套地区作民歌和方言调查,不仅录制了当地民歌(爬山调)和黄河号子7筒钢丝录音带,还留下了一大厚册用毛笔和毛边纸誊写的《绥远民歌集》手稿(现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资料室)。

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北人文调查,是从1942年起先在革命胜地延安周围地区,后扩大到山西北部、内蒙古西南部和东部、河北北部的民歌、说书、秧歌、戏曲等民间艺术的调查采录,其成果以何其芳和张松如编订的《陕北民歌选》为代表,包括稍后何英主持进行的察哈尔剪纸调查。由许多知名文艺家参加的这次为时七八年的调查采录运动,其特点限于民间文艺,不涉及其他人文资源,不仅留下了大量西部地区的民间文艺材料,重要的是,对纠正抗战争初期文艺创作中日益滋长的脱离广大群众的倾向,对文艺民族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西北地区的第三次大调查,是建国后的50年代初,以民族识别为目的的民族大调查,参加调查的人,虽然主要是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但应该说是一次包括民族人文资源在内的综合性的科学调查,包括了与民族识别有关的所有学科的文化资源。这次大调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尽管后人有诸多的批评,主要是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和支配,对许多有涉意识形态的文化事象,采取了避而不录的态度,使材料的全面性和研究的历史主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成果,是后来由国家民委主持出版的五套丛书,白哦阔西北五省区在内的西部所有民族,不分大小,都有专集出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无疑是第一次。

第四次西部人文资源大调查,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到世纪末,历时25年才完成的全国“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调查和编纂工作,前后由十多万人参与其事,最后成果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年兆微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共298卷、395册,记录了包括西部所有省区所有民族20世纪的“活态”的民间文艺形式的现状。但这次调查,仅仅限于十种形式的民间文艺,而不是西部人文资源的综合性考察。

以上这些调查所得的材料,都是我们后来人研究西部地区人文字和文化形态及其嬗变的基础,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是极其珍贵的人文财富,以其多样性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如果我们把“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放在这样的文化与学术背景上,那么,这一套丛书,作为学者们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对中国西部呈现着“活态”传承中的人文资源的调查与研究成果,相对于以往的所有调查研究,所体现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套丛书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新的时代(新世纪新十年,现代化、全球化、城镇化,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新的理念(“人文资源”理念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新的对象(多领域的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新的方法(多学科参与,参与观察、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

西部人文资源这项课题的提出和实施,其所涉及的地区广阔、民族众多、渊源久远、类型多样,许多事象缺乏文献资料可稽,课题组成员和调查人员,亲临调查现场,以“对西部个别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域进行近距离的实地考察”,“解剖麻雀,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总论》),向所选择的调查地区相关的人员(官员和民众)作调查采访,获取第一手资料。课题组将这些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类型的田野调查材料,与文献资料和国外经验,少量与考古资料相补充、相比勘,对文化资源的现状,重点对源远流长的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现状,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这种文化研究的方法,既继承和实践了从王国维到闻一多倡导的“二重(三重)证据法”(尽管做得还嫌不足,如散布于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的丰富的岩画资源就并没有涉及),又广泛吸收了从费孝通到西方文化人类学与现代民俗学的实地调查与参与观察法,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

如课题总报告《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报告》所说,西部是“经济穷、人文富”,“民间的文化传统一部分随着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转化和重组,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人文资源。……许多民俗的仪式和民间的歌舞及民间手工艺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背后的,(是)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凿凿有据地描绘了西部传统文化(大而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的正在衰微和“重组”的趋势和困境。理论的阐释是重要的,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阅读调查者在调查现场的日记,如早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徐炳昶的三本调查日记,如现在这套书中的《梭嘎日记》,这类日记体的文稿,原汁原味、不加修饰地告诉读者田野现场的对话情景,以及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负载者群体——劳苦的农民的所知、所思、所想、所愿。

多样而丰饶的人文资源之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是极端重要的。这是一种理念。我们看到,当今之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声浪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的文化正在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趋同化趋势。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如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曾经带给我们一个多元一体而又灿烂丰饶的中华文化,但在经年的战争和政治的影响下,已经变得徒有其名而未有其实了,尽管有些有识之士希图在现代条件下通过研究和提倡,以恢复地域文化的旧日风貌,但毕竟收效并不令人感到满意。当下中华文化所出现的趋同化趋势,是在现代化、商业化、西方化、通俗化等冲击下出现的又一轮本土文化传统的弱化的结果。如果趋同化趋势任其发展下去,结果将是文化的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样化。那样,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干扰,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民族文化的悲哀。

2010年9月28日

(2010年9月28日在“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首发式暨费孝通思想研讨会的发言)

发表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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