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分析和阐释这两类音乐体系的权威解释系统

客观地说,任何记谱法都不可能对实际音乐音响有绝对准确的还原功能。文字或书面符号的记录与鲜活的音响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完全对应的诸多“遗憾”。进一步从思维层面看,“科学方法”与“艺术符号”在解释世界的时候,本质上亦存在着诸多不可相互替换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实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期望以某种整齐划一的价值评价系统解释一切的理念,本身就只是让人期待却难以企及的理想。

周凯模

参见周凯模拙著《云南民族音乐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1页和438-439页。

简言之,属于“口传身授”语法系统的民间音乐记谱,面临挑战。这是数十年民族音乐学精英们一直为之困惑和竭力探索的课题。国外的探索,从柏林学派开始到当下的Nettl(1983)、Barwick(1990)、Kartomi(1990)、Slobin(1992)、Frigyesi(1993)等等,在曹本冶教授的“记谱与分析”课程中已经给学子们作了系统介绍。而中国传统及民间音乐记谱系统的建构,尚需全体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人共同努力,尤其期待青年学子们高度重视这一领域的神圣使命,勇敢肩负重任、努力探索与开拓。

民族音乐学记谱面临挑战

亲爱的孩子们要有信心!中国的传统音乐记谱系统建设有非常深厚的根基:中国的乐律学传统,即中国本土音乐形态理论解释系统的精华,继承这一精英传统的当代大家王光祈、杨荫浏、缪天瑞、黄翔鹏、童忠良、陈应时、赵宋光等等,皆为中国记谱体系的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学理基础;目前诸多中青年学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如王子初、郑荣达、陈其射、崔宪、刘勇、韩宝强、李玫、应有勤、庄元等等在东西方律学与现代声学之间寻求科学记录和传达音响的探索,是值得高度关注的路向,其研究不仅让人深为感佩,亦是构建中国音乐记谱和形态分析系统的希望!

那天与研究生讨论,聊到民间音乐的记谱问题,孩子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难题和困扰。我与他们讨论的亦是早年的一些感悟和近日学习的一点心得,孩子们让我放在这里,让他们写文章时好查找。

中国学者在自身长期的考察实践中也有同样的觉悟:欧洲记谱法,是欧洲教会音乐和“音乐会”艺术音乐实践的理论总结,毋庸置疑,它是分析和阐释这两类音乐体系的权威解释系统。但是,对于与这两类音乐完全不相干的其它各民族“口传身授”传统的民间音乐体系,它却很难做出圆满的、有说服力的描绘和解释。原因很简单:欧洲教会音乐和根据“四大件”技法创作的艺术音乐,与各民族民间“口传身授”民俗音乐的规律,无论从创作方式到乐曲构造之原理,完全属于不同的“音乐语法系统”。

挑战不可怕,只要在认知上清醒,就有目标!

具体地说,任何记谱,一般只可能“大致地”或尽可能“接近地”去“还原”音响。所以,要对各民族民间音乐做到“接近的”还原和解释,首先要区分:这音乐起源的母语是什么?在此母语基础上形成的音乐语法又是怎样的?进一步说,这样的语法之规律和传统,又如何作用于该民族音乐的形式和结构以及它们的演进和传承?等等。这些问题一经提出,自然,仅以欧洲记谱法之一种语法的理论,显然难以应对世界各民族以各种各样音乐语法传承和创造的多元音乐世界。特别典型的例子如:中国各少数民族以天然材料自制乐器的音响还原?印度音乐“拉格”的记录描述?非洲各种复杂鼓语的解释分析?……

20世纪以来,各国众多的民族音乐学学者在大量实地考察的经验中深深感到,产生于中世纪教会音乐和在此后的古典音乐创作中逐步完善的欧洲记谱法,对阐释世界各国民族民间“口传身授”音乐的局限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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