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亮立庙与礼秩不合

蜀建兴十二年八月,蜀北伐总指挥,丞相堵葛亮“因疾病,卒于军”。亮患何种疾病被夺去了性命,今天已无法搞清,不过与司马懿所说的“食少事烦”,积劳成疾不无关系。诸葛亮病逝后,长史杨仪按照亮生前“遗命”,“整军而还,入斜谷后乃发丧”。亮卒于军的消息传出,蜀国军民无不为之震惊,同时也使蜀举国处于悲痛之中。如何处理亮的丧事,是薄葬还是厚葬,发不发讣告,写不写悼词,立不立祠庙,这些问题,除了亮“遗命”薄葬外,其它均无交待。在立庙问题上,后主集团与百姓之间认识很不一致,就是后主集团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因为后主“不听”、“不从”立庙意见,所以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起来,但群众性的祭亮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蜀景耀六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书面向后主刘禅提出了《为诸葛丞相请立庙表》的奏章,这次居然得到了后主的“从之”,并“诏为亮立庙于沔阳”。后主刘禅为何始而“不听”,“不从”?习、向为何在近三十年后为亮“立庙”?后主刘掸又为何终于“从之”?立庙对蜀国及其后世到底有什么影响?本文试作以初步探索和疏证。”一,后主刘禅为何“不从”为亮立庙据晋《襄阳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①。朝议为什么以“礼秩”为由不听,后主为什么对立庙于成都的谏议不从,其中的原委大致如下。1、为亮立庙与礼秩不合,先秦时期,我国的庙主要指的是东庙,神庙,系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族权,神权而建造的奉祀祖先、神灵的处所。东汉王逸在注释《楚辞·天问》篇时云:“屈原故逐,彷徨山泽,忧心愁悴,见楚王先庙及公卿祠堂,……因书其壁,呵而问之”。可见宗庙是祭祀已故祖先的地方。先秦时宗庙还是朝聘、册命,出军、献俘等政治,军事活动场所。那时,宗庙和祖茔是分开的。战国中期以后,泰国和楚国较早出现了“陵旁立庙”的先例,但并未被“汉承秦制”的西汉统治者所承袭。所以,汉高祖刘邦的庙,即高庙,按照传统礼秩仍置于长安城之南,高祖的寝,则仍置于长安城之北。惠帝时,为了便于让所谓高祖的灵魂从陵寝到宗庙去接受祭祀,在高祖陵寝附近新建了一座庙堂,即“原庙”。从此以后,“陵旁立庙”成为西汉一代皇帝级的陵寝制度。西汉从高祖至平帝共十一帝,故有高祖庙至平帝庙十一庙。由此可知,庙还为已死皇帝的代称。刘邦的父亲亦享受很高的待遇故有太上皇庙等。东汉光武帝以前因而不改,盂津原陵有光武庙。东汉学者蔡邕在《独断》一文中解释“寝庙”制度时云:“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莳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一言一蔽之,“宗庙”为“人君之居”。东汉承袭西汉的陵寝制度并不长,从明帝显陵开始,不置陵邑,不建原庙,陵始建石殿。《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古今注》云“明帝显节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短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舍在殿北,堤封田七十四顷五亩。”明帝之后,虽然墓帝出现了“起祠庙者”,但在礼秩制度中被广泛认为是“僭越”行为。既然立庙是奉祀祖先、皇帝的代名词,后主刘禅“不听”为亮立庙之请,尤其“不从”在成都昭烈皇帝刘备庙处立庙,显然与礼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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