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刻书的来头及现状

1994年,笔者应澳大利亚澳华历史博物馆之邀,曾对澳洲有关文物古迹进行考察。1996年接罗尔纲先生大函,告知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有一批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并要我便中去仔细察看,惜1997年罗先生已仙逝,但此重托一直储存我心中。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03年5月,笔者应该馆之邀前往协助鉴定,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经历三天的全面仔细察看,收获是巨大的。因为我有幸终于目睹了这批密藏于海外“冷宫”四十年的中国之宝的风采。现特撰文,首次公布于华夏,以飨读者。

一、原刻书的来历及现状

这批原刻书是该馆于1964年从英国伦敦布道会购入的一大批有关宗教方面书籍中的一部分。笔者发现原版刻书共二十二册、抄本一册计二十三册,均为太平天国早期出版物。其中辛开元年一册,壬子二年八册,癸好三年十二册,甲寅四年二册。

这批刻书,除甲寅四年新历一册系单装外,其余已被伦敦布道会用白棉线装订成册,并在合订本的自制扉页上写了目录,惜有差误。但有三处留下收藏者——1853——1854年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lon)的随行神父葛必达(P.Clarelin)的笔迹。它如《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亦有模糊的英文痕迹等。

按1853年11月30日,布尔布隆率使馆秘书顾思(C.de
Courcy),翻译马吉士(M.Margues)及法国耶稣会神父葛必达(P.Clarelin)、南柯禄(P.Gottelaud),乘“加西尼号”兵舰访问太平天国,12月6日抵达天京,次日,公使遣顾思等登岸,拜见夏官正丞相黄玉崑、夏官副丞相赖汉英。10日,法国公使率葛必达及问答式传道师亲自入城,法国公使受到顶天侯秦日纲的接见并与之会谈。傍晚公使告别回舰,葛必达等则留在城中二日,葛必达自述他“在广西军内的两天两夜,是在谈论历史的宗教中度过的”(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7页。),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天京“散步游览或打猎”,所到之处总是被友好的笑脸相迎,公使还受到十三响礼貌的敬意。”(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2-23页。)。值得注意的是,葛必达在自述中未提及他接受过太平天国赠书一事,倒是道及他离天京前曾托一个来舰的太平军一名小官吏随带几本宗教书回南京,因为“葛必达神父曾经答应送给〈太平天国〉首领的”(注: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第28页。)。据此,《太平天国史》等著作均“等因奉此”不晓真情。

笔者目睹葛必达的签字纪事,证明葛必达确曾接受过太平天国的赠书,否则也不会出现临别时赠送西方宗教书还礼的行动了。因此葛必达接受赠书一事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葛必达接受了哪些太平天国刻书,据知有:《幼学诗》、《太平诏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等一部》、《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三字经》、《旧遗诏圣书》(第一卷创世传;第二卷出麦西国传,第四卷户口册纪)、《新遗诏圣书》、《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共十五部太平天国初期原版刻书。

葛必达并未看重这批重贵礼物和宣传品,尽管他在刻书上留下了自己的墨迹,到上海后他便将这批刻书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Alcock,Sir
Rutherford),可是阿礼国又借花献佛转赠给在上海的英国伦敦布道会。往后直到被澳大利亚购藏,这批刻书才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对内教育对外宣传工作,而编著刻印发行其有自己特色的书籍和告示,便成了紧急之任务。因此从天王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之初,便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实践证明:这项刻书刻布告活动,在一定规模运作下,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二月,太平天国诞生。次年四月,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广西象州、武宣一带时,殿六检点李寿晖即被授予“正典镌刻”,命其“校对一切印书”(注:《贼情汇纂》卷二,见《太平天国》第三册,第64页。)。既有正职自必有副职,既有主管官员自必有一定的机构和操作人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此记载是所见的最早的太平天国刻书情况,迄今所见只有《幼学诗》和《太平天国礼制》两种,其中《幼学诗》,澳大利亚即收藏有一本。

辛开元年九月,洪秀全更明白宣布“今恐通军大小男女兵将未能熟知天父圣旨命令,故特将诏书天父天兄圣旨命令最紧关者,汇编镌刻成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方得天父天兄欢心也”(注:《汇编天命诏旨书诏》,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8页。)。这就把刻书的动机目的说得再清楚也不过了。而难能可贵处,盖此时的太平天国正处于军事倥偬并无固定稳定的处所的艰难之际。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太平天国一面积极网罗人才,一面先后成立了“诏书衙”“诏命衙”“镌刻衙”和“刷书衙”等一系列印刷出版机构,将刻书的发展推向顶峰,故时称“汗牛充栋,人人习见”。

太平天国刻书绝大多数是木刻,只有后期才有个别的铜版本。其出版的书,总称“诏书”,因为刻印的诏书均需洪秀全御览旨准,故又称“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现知太平天国早期颁行诏书:辛开元年有《幼学诗》和《太平礼制》。壬子二年有《天条书》、《太平礼制》、《太平诏书》、《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癸好三年有《天父上帝言题皇诏》、《旧遗诏圣书》、《太平条规》、《三字经》、《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太平救世歌》、《新遗诏圣书》、《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诏书盖玺颁行论》、《天条书》、《天朝田亩制度》、《天父下凡诏书》。甲寅四年有《天理要论》和《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等。现知自辛开元年到甲寅四年,共镌刻出版了二十五部“诏书”。今日澳大利亚所藏太平天国诏书即占辛开、壬子、癸好、甲寅四个年份中的大多数。

二、原刻书逐个看

兹按原刻书和原版布告刻印颁行年代、内容及与中国的关系,简介如下:

《幼学诗》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宋体字刻印,共十四页。第一页有龙凤边饰“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三部。此书有辛开元年、壬子二年、癸好三年三个版本。此书系宣传教育类作品,内收敬上帝、敬肉亲、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心箴、口箴、天堂等五言诗三十四首,叙说宗教和伦理道德。1955年在山西临汾县北刘村发现过辛开元年刻本的木制封面刻版。上海图书馆藏壬子二年重刻本一册。

《太平诏书》

封面为土红色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九页。内收《原道救世歌》,附“百正歌”一首,收《原道醒世训》,收《原道觉世训》。此书是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所撰论文,它是太平天国革命理论基础。初刻本多引儒家之说,重刻本则力加删改。

《太平诏书》

封面为杏黄纸,有龙凤纹边饰,上端刻“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中刻“太平诏书”。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四页。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内收《原道救世诏》、《原道醒世诏》和《原道觉世诏》三篇修改后的檄文,如将“训”改“诏”,在第一页《原道救世诏》与“总目”间加盖“旨准”朱印。

《太平礼制》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七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此书尚有辛开元年刻本,均系礼教类作品。

《太平条规》

封面为土红色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五页。第二页有“旨准”朱印。内收“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各十条。此书有甲、乙两个版本,均为军事纪律类作品。

《太平军目》

封面为杏黄色,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三十四页。扉页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三部。此书系军事编制类作品,考太平军采自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为自己的军事编制。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与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同版本一册,唯缺封面。

《天父下凡诏书》第一部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四页。扉页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此书系宣传教育类作品,主叙辛开元年在广西永安期间审讯叛徒周锡能降清事,并记其被捕后忏悔以儆他人的心态。另,洪秀全称“朕”始于此。

《颁行诏书》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其朱色痕迹渗透十一页,这是他书所不见。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此书载起义之初以东王西王名义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论”三篇檄文,它是宣扬民族大义劝人去邪神拜上帝的重要文告。

《天命诏旨书》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四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五部。书末有癸好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天王诏旨”一通。这是一部宣扬天父皇上帝天兄耶稣下凡,实施其神迹权能的教训世人和天王诏旨的汇编。

《三字经》

封面为杏黄色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八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三部。此书系幼教读物,内三字一句,共三百五十二句,叙拜上帝会的宗教历史,劝幼童和少年拜上帝守天条便可享天福的道理。

《太平救世歌》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镌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八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三部。此书藏有三个版本:癸好三年有两本,甲寅四年有一本,中国革命博物馆藏癸好三年一本,北京图书馆藏有甲寅四年一本。此书是一部教育课本,反映东王杨秀清自述扶天王起义救世的经过,劝世人要“个个修好、人人炼正”。

《天条书》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九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此书有两个版本,一是壬子二年刻本,一是癸好三年刻本。文中凡逢“皇上帝”或遇“天父皇上帝”,均抬头空一格,以示尊重。此书是一部讲求军事纪律的教科书,叙述上帝教的宗教仪式和十款戒条。

《旧遗诏圣书》

封面为土红色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四卷。卷一:创世传、七十六页;卷二:出麦西国传,六十四页;卷三:利末书,四十五页;卷四:户口册纪,六十六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每卷前均冠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旧遗诏圣书》即《旧约》。上海图书馆藏有癸好三年刻本一册,共七十六页。北京大学图书馆也藏有癸好三年本,但仅有其中“创世传”一卷。

此书是基督教经典名著,其卷帙浩繁,用文晦涩,但它是洪秀全自称“上天受命下凡为民”的理论著作。

《新遗诏圣书》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书首题《马太传福音书》。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四十七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五部。《新遗诏圣书》即《新约》,它晚于《旧遗诏圣书》印行。此书作用同《旧遗诏圣书》。太平天国庚申十年,经洪秀全细改重刻,称《钦定旧遗诏圣书》、《钦定新遗诏圣书》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五页。第一页上有“旨准”朱印。书内首行及书口有《十全大吉诗》十首。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此书有三个版本,一是癸好三年初刻本和重刻本,一是甲寅四年本。澳大利亚藏本为初刻本。此书是一部诗集,主题是告劝世人真心对太平天国便能享受无穷无尽的“天福”。

《天朝田亩制度》

封面为杏黄纸,有古回文边饰,中刻“天朝田亩制度”,上端刻“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七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一部。此书虽说是刻于癸好三年,然从所列二十一部书目的最后一部《天理要论》来看,因《天理要论》是刻刊于次年——甲寅四年,故此书实为甲寅四年重刻本。此书系阐述其制度政策之力作,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它规定改革土地制度与方针政策,并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兵役、礼俗、教育、选举和司法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改革蓝图。

《建天京於金陵论》

封面为杏黄纸,有龙凤边饰,中刻“建天京於金陵论”,上端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二十九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一部,从最后一部是《天理要论》来看,当是重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癸好三年原刻本一册,唯缺封面,后据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藏癸好三年刻本封面补入。但近代史所藏本卷末有“戊午遵改”朱戳,可知是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改正刻本。此外还有甲寅四年刻本。此书为论文集,内收何震川、黄期升等四十一位文人奉诏所撰之论文,他们异口同声地歌颂了天京辉煌历史的优越性和建都天京的必要性。

《贬妖穴为罪隶论》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十八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一部,最后一部亦为《天理要论》,故此刻本实为甲寅四年刻本。本书首辑“天王诏旨”一通,诏曰:“天下万国朕无二京”,“今朕贬北燕地为妖穴,并贬直隶省为罪隶者,俟灭妖后方复其名并更名迁善省”。诏旨后收何震川等三十二位文人齐相呼应之论文三十二篇,他们是天王洪秀全的主旨的进一步具体发挥。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封面为杏黄纸,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三十一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部。此书记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命免石汀兰、杨长妹、朱九妹四个女官在天京天朝宫殿任职事。又记东王杨秀清劝谏天王洪秀全之忠,记洪秀全纳谏如流之德,实则是洪杨矛盾的一个欲盖弥彰的外衣罢了。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

封面为杏黄纸,扉页题“太平天国颁行颁行癸好天下三年新历”。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二十六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十四部,书目后有“旨准”朱印。正文第一页是东王杨西王萧南王冯北王韦翼王石献历奏章及天王“御批:准奉旨造癸好三年新历颁行天下”。此奏章第一页是木刻字,第二、三、四面则为正楷墨书字。此历书是太平天国新创造的历法,它的特点是以366天为一年,不用闰法,单月大三十一日,双月小三十日,明确节气,意在为农业生产服务。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

封面为杏黄纸,扉页龙凤边饰中题“太平天国颁行甲寅天下四年新历”。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二十六页。第一、二页为东王杨西王萧南王冯北王韦翼王石刻字献历奏章及天王“御批:准奉旨造甲寅四年新历颁行天下”。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部。

此书有特点:是诸王献历奏章所用封爵职衔和“诏书总目”皆与英国剑桥大学藏本有异,如东王称“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比较之下多了“劝慰师圣神风”六个字的新封号。剑桥本的“诏书总目”列书目为十五部,而澳大利亚藏本的“诏书总目”则列书目二十部。故考定澳大利亚藏本是当今惟一重刻本,也是举世无双的孤本,弥足珍贵。

《天理要论》

封面为杏黄纸,有龙凤纹边饰,中刻“天理要论”,上端刻“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刻”。正文用毛边纸刻印,共二十五页。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二十一部。

此书是太平天国截取伦敦传教会传教士麦都思(Rev.Walter Henry
Medhurst)所著《天理要论》一书前八章而成,但对原著做枝节性更改,如将原“且有天地之间,先有上帝”一句改为“且天地之内,必有上帝”;又将“万灵”改为“万人”等。

此书为宣传教育类宗教思想读物。全书分八章:“有上帝”,“独有一上帝”,“论上帝名”,“上帝乃灵”,“论上帝永在”,“上帝无变”,“上帝无不在”,“上帝无所不能”等。

《诏书盖玺颁行论》

用红格纸墨笔抄成,封面写“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镌”。正文前冠“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列书目二十一部。内收吴容宽、钟湘文等二十五人所作论文。所谓“诏书”即是官方批准印行的书籍;“盖玺”即是盖金玺。此举意在研讨制止非法书籍的流传。此书虽系抄本,然而它是源于天京太平天国知识分子“先生”之手的佳作,它与以上原版刻书是同龄产物,故也颇有价值。

三、原版本布告的来历及现状

关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太平天国早期的原版布告,也有它自己的故事和身价。按1854年6月20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约翰·包令(Bowring,Sir
John)焦急地指令他的在华儿子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偕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中文译员“中国通”麦华陀(Medhurst,Sir Walter
Henry),乘“响尾蛇”和“冥河”号兵舰去天京访问。行前约翰·包令指示麦华陀要“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府内部、宗教书籍,家庭和社会习惯等情报”(注:《麦华陀等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4页。)。麦华陀于下旬访问了天京,事后他向约翰·包令写了报告,他说:“尽管我们在取得情报的努力中,碰到了许多障碍,但在获得他们所有最新出版物及他们的一些布告方面却幸运地成功了”(注:《麦华陀等访问天京文件辑录》,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7页。)。

从现存的物证来看,麦华陀在天京得到的一批早期刻原官书是:《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旧遗诏圣书》,《建天京於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天理要论》和《诏书盖玺颁行论》抄本共八种,另得东王、北王及顶天侯所发告示合订抄本一册,合计九种。麦华陀同时又幸运地获得三件原版布告: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东王杨西王萧诰四民各安常业谕。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二日,东王杨西王萧诰四民各安常业谕。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东王杨西王萧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

麦华陀回上海后,他将以上九种原刻书和三件原版布告悉数赠送给在上海的英国伦敦布道会收藏起来。笔者夫妇反复仔细地欣赏了这三件原版布告,只见色彩鲜艳,形体完整,保存极好。

四、原刻布告逐个瞧

经查核,笔者考定除其中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东王西王致天京四民各安常业诰谕在英国收藏一件外,另两件则是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唯一布告,弥足珍贵。

兹按布告颁刻时间顺序简介如下: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东王杨西王萧致四民各安常业诰谕

诰谕用杏黄纸宋体字刻印。高94.5公分,宽152.4公分。四周有精美边饰,上有双凤朝阳,下有双狮戏球,左右有云龙纹样,形象优美,令人喜爱。在边饰画框内的右端刻“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文末刻“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月、日为手写原色字)。年月日上加盖两朱印,色彩鲜艳,右铭文为“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右铭文为“太平天国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布告全文请参看罗尔纲著《太平天国诗文选》(注:《太平天国诗文选》第42-43页。)。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二日,东王杨西王萧致四民各安常业诰谕

此诰谕与上一件五月初一日系一母版之产品,故色彩、尺寸、内容皆相同。唯此诰谕系世界孤本。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东王扬西王萧发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

此谕用杏黄毛边纸宋体字刻印。高96公分,宽203.5公分。四周有精美边饰,上有双凤朝阳,下有双狮戏球,左右有云龙纹样,形象优美,令人喜爱。在边饰画框内的右端,刻“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文末刻“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月、日为手写朱色字)。年月日上加盖两朱印,右为“太平天国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左为“太平天国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朝贵”。布告全文请参见壬子二年刻印的《颁行诏书》,不过澳大利亚珍藏的这件布告与《颁行诏书》内所收录的同名布告在内容上已有文字和要意上的小变数。但十分重要的是这件布告是新发现的世界唯一的原物。

除了以上三件原刻布告,其中两件是世界孤件外,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与原刻布告同龄的六件太平天国布告的原抄件,它们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参考利用价值。

兹将这批告示按颁行时间记述如下: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五月初一日,东王杨西王萧致四民各安常业诰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东王杨致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兄弟姊妹人等诰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 东王杨致城厢内外兄弟姊妹诰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五月 东王杨发通令禁酒诰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四月初七日 北王韦发招延良医诫谕。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真忠报国顶天侯秦及侯相等官恭颂天父天兄亲命我主降凡救世暨东王列王辅佐朝纲札谕。

以上六件抄本中第六件亦系世界之仅存硕果。

五、后语

笔者愉快地已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特藏品——一批太平天国原刻书和布告,向南京及全国各界做了汇报,囿于时间、限于功力,虽然未必尽如人意,然而扪心自问,我是已经尽力了,因为我的动机和目的,完全是为了将这批流失海外的国宝,让祖国各界人士一睹其风采,共享共乐共用而已。

回溯中国学者从海外将太平天国原刻书陆续抄录拍照带回祖国之善举,当应首推1918年8月,中国著名大学者梁启超先生的荷兰之行的收获。随后,1920年刘半农赴英留学,他也抄录了太平天国刻书八种并其它文件,之后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出版。接踵是1925年程演生法国摄录回太平天国刻书八种,后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出版。几于同时,俞大维在德国又摄回刻书九种,后被张元济补入其《太平天国诗文钞》内。1932年王一山赴英,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摄得刻书、文书、书翰等,1936年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内分十册收二十三部前后期刻书。1935年王重民赴英,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又得刻书十一种,后编成《太平天国官书十种》出版。

1984年3月,王庆成先生从英国访得《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天王御照》归,更是为海外寻宝锦上添花。

关于澳大利亚收藏这批太平天国刻书,罗尔纲先生早有所闻,他在其巨著《太平天国史》中已有披露(注:《太平天国史》第二册,第1563页。),不过情况欠准确而已。笔者移居澳大利亚后,因受生前的罗尔纲先生之托,终访得了太平天国刻书和原抄本共二十三件,还欣喜地见到罗尔纲先生并不知晓的三件原版布告及六件原抄布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丰收。

笔者除了目击外,已将部分刻书进行了扫描,并将原版布告及刻书拍摄了彩色照片。如今再撰文介绍,如排除不惭之大言,拙举也该算步先辈后尘,从海外将太平天国之宝“挖”回娘家的一个贡献吧;再说笔者纵览国内各单位各位学者所编撰出版的太平天国经籍论著,均不知澳大利亚这批藏书和布告,本文也算是对历史的补白尽了值得快慰的绵薄之力了。

(资料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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